关于“两个结合”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完整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结合”是对科学世界观的坚持运用，这是“结合”的前提，由此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两个结合”的理论价值。

一、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的灵魂

我们所讲的“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前提。毛泽东有句名言：“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是“宗教情结”，更不是盲目崇拜，而是追求真理、坚守和捍卫真理的集中体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是植根于科学世界观的真理性，而不是经验科学的真理性。如果将其混同于实证科学就无法领悟这一思想体系的科学性，也就颠覆了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邓小平曾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很清楚，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和世界观，从实际出发不是一个经验判断的命题，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遵循。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含混，需要认真讨论。

（一）科学世界观奠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根基

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理论根基。它科学地解决了世界的“终极存在”、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些信仰领地的所谓“形而上”问题，为“改变世界”的人类解放事业奠定了基本遵循。因此，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必须以科学信仰为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从揭示时代潮流、认识客观规律这一大“实际”出发。可见，不能把科学世界观混同于实证科学，否则将会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把理论的作用限制在不超出经验的“现象界”，只能跟在不断变化的实际后面随波逐流，从实质上取消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或者把理论当做经验现实，从根本上封闭理论、脱离实践，使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在这方面，第二国际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是特别应该关注的现象。在其代表人物中，既鲜明地存在着作为“主流”的固守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也突出地存在着丢弃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伯恩施坦机会主义。上述两种偏向虽然在长期激烈争吵中不仅“分裂”并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但其至今仍有市场。发人深省的是，看似势不两立的这两种偏向，却都打着实证科学的旗号，排斥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原因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证科学化，马克思主义就会或因被经验“证明”而当成“万能的公式”，此乃教条主义；或因被经验“否证”而遭怀疑、否弃，此乃伯恩施坦主义。因此，领悟作为科学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主流学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变革的世界观意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真正区别，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把新唯物主义实证化了。为了和旧哲学划清界限，避免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往往把它直接等同于具体的“经验科学”方法；为了和黑格尔划清界限，避免把辩证法变成先验的普遍公式，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限制了辩证法的适用范围，从而实际上否定了辩证法的客观普遍性。例如，梅林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从来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认为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断言：“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正像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普列汉诺夫也只重视将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忽视了作为普遍存在方式和认识论的辩证法。甚至拉布里奥拉也把辩证法仅理解为思维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发展的一般规律。考茨基最为典型。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经验科学”；不是“超越经验界限”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立足于经验的“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认识论根源。

伯恩施坦也把“超验”排斥在科学之外，从而把揭示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诬称为马克思学说中的“黑格尔异端”。在他看来：“世界的最后的基本规律，作为根据经验证实的事实，我们并不认识，所以，我们只能在概念上把它理解为我们从科学地证实的事实中得出的那些结论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具有这样一种统一的世界观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叫做黑格尔还是别的什么人，思维过程就是现实的创造者”。只要没有得到完全的“经验证实”，就不是科学，或只是伪装成科学的抽象概念。把科学性限制在经验范围内，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信仰也就无从谈起。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任何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客观真理为底蕴，因而能够交融贯通。但是，这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实证科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局限于对现存事物（现象或事实）作描述性的解释，并不追求公式化的简明、精确和适用性，而是要“改造”世界，即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发现其未来趋势为导向，通过对现实进行“批判”、做出前瞻性分析，确立革命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开创“超越”现实、建设美好未来的革命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回避“形而上”、驻足于“现象界”，而是把未来、本质趋势这些所谓“超验”领域也纳入了科学的视域，从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确立了科学信仰的地位。正因为它解决了实证科学无法解决的科学信仰问题，所以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必要的。

说到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实证科学，也就从根本上抹杀了这一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本性，也就取消了它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革命实践之所以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就在于只有理论才具有超越现状的前瞻性，才能为革命实践立旗帜、定方向、聚人心、鼓士气。因此，超越纯经验的眼界，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规律，是科学世界观的固有本性和独特优势。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实证科学真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必须解决后者没有解决的信仰问题，才能组织和动员群众。换言之，没有科学的信仰，就没有理论指导实践的空间。可见，科学信仰是推进理论扎根实际、实践创新发展的立足点，因而对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丢掉了科学信仰，理论创新、实践发展、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就无从谈起。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所在，而否定了科学世界观就丧失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只有坚持运用科学世界观观察世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的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因此，如何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挑战，就成为检验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尺度。焦点在于出现了某些与原有理论不吻合、甚至有些冲突的时候，如何应对？教条主义固守理论，游离在新情况、新变化之外，最终必然导致理论影响力的丧失，在历史舞台上自我边缘化。这个道理比较明白。现在要讨论的是在新问题、新挑战面前，为什么不能简单抛弃理论，更不能动摇理想信念。

伯恩施坦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他认为，“历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将作出怎样的最后裁决呢？今天谁也说不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不管历史把它抛弃多少，社会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仍将继续进行。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他的观点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运动自发论，鼓吹工人阶级可以在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实际上，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处于被支配地位，因而如果没有先进理论的武装，就根本无法组织成为统一的阶级力量，更谈不上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阶级社会内部的利益集团更替，而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结束社会对抗的旧文明，开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如果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眼界的先进思想，无疑只能是空想。还必须指出，任何新情况、新挑战都不会改变历史大趋势，不会颠覆科学世界观，而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真正应对挑战。因此，用先进理论武装、理想信念坚定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是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命运所系，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正如列宁所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还需要弄清楚，为什么必须坚持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统一的物质存在，对这一极其复杂的统一世界做科学的整体性把握，具有客观真理的唯一性。这个不能推倒，也不可替代的科学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需要在坚持运用中不断深化，但其固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始终贯穿其中。一元化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坚持党的一元化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据。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认定“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放在对这一世界观的坚持运用上。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确立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发展都是有着自身规律的客观过程，而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追求则是认识客观规律、获得客观真理、从必然走向自由。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形势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就要克服一切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情绪，克服一切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做派；就要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规律性认识，不断创新理论。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绝不是先验的“概念体系”，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复杂多变的经验世界中探索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的科学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只有面向未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努力促进革命变革和创新发展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社会力量。共产主义事业是当今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精髓。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会立刻土崩瓦解。而理想信念动摇，根子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牢。“苏东剧变”从根本上说，就是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丢弃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绝不是陈旧空洞的哲学信条，而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世界观依据。

辩证唯物主义是高度自觉的世界观，不能自发产生，必须经过艰难的学习、实践和探索过程。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首先难在摆脱狭隘利益眼界的束缚，真正敢于面对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社会生活的重重迷雾，源自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依托其强大经济统治力编织出的意识形态神话。要破除现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藩篱，为遭遇不公平命运的民众谋利益，不要说不能心存杂念，就是仅有同情心或善心也无济于事。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品格。要认识和把握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需要拨云见日、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需要与时俱进、永不懈怠；要认识和把握纷繁复杂社会现象中的历史大势，不仅需要批判的武器，还需要武器的批判，真正投身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一个不断地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努力统一起来的过程，在推动世界革命变革的同时，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科学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思想源泉。

因此，研究“两个结合”问题，首先要透彻认识和深刻领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变局中坚定理想信念、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掌握历史主动方面的重大进展，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两个结合”问题的讨论，自然会涉及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问题，并落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问题。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没有科学明晰的议题和思想方法，就会不得要领、相互扯皮，甚至会陷入谬误而不觉。所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是否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辨别相关“两个结合”的讨论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

二、科学把握变化发展的实际是“两个结合”的精髓

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实际相结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实际上，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是内在的统一：普遍真理通过实践的经验和发展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实际则需要通过科学理论的辨析和把握而进入实践的视野。这就是说，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都不能彼此分离而单独存在，把握两者的统一是“结合”的前提。伯恩施坦一类实证主义者之所以认为“结合”可以丢开马克思主义，原因就在于他们拒斥辩证法，把实际当作孤立静止、客观自在，仅凭经验就能把握的现象。这样，理论就成为完全外在于实际的思想观念，当然变得可有可无。事实上，“实际”虽然是客观状况，却并不是不依赖任何理论“自明”的纯客观存在。社会历史中的实际，是人的历史活动，是客观制约性和历史能动性的统一，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要真正面对现实，科学把握实际，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而要改变世界，则首先要真正面对世界。因此，理论联系实际的精髓，就在于运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把握不断变化的实际，这也是我们领悟“两个结合”理论成就的切入点。

（一）21世纪的实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不是直线式、单线条发展的，而是跳跃式、多样化行进，自然充满不确定性。能否在重大的历史节点作出前瞻性的预判，是直面现实、把握实际的关键。因此，实际首先是对于历史规律不断深化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底首提“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时代大变动、历史发展新阶段及其时代之问的新认识。这一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重大判断，引领我们真正面对21世纪的新问题、新挑战。

“新实际”是对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在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1917年的十月革命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科学预见，使我们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从大致相同的历史状态深入到了极不平衡状态，从而极大地深化了这一规律性认识。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成为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点、焦点首先爆发并获得成功的客观根据，从而开创了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革命时代。二战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度形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而从反面看，由于不能及时把握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转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落入了谷底。

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并没有卷入这个“多米诺骨牌”，而是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属于自己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重新兴起。但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必须直面一个时代之问：走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现实”？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却尚未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历史的终结”鼓吹者认为，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架构和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资本主义，却无法超越它。齐泽克这样描述了当代此种主导心态：“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可见，只有打破资本主义无可替代的“实际”，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面对新实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正在衰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兴起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从文明类型和现代化方式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向。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决不会因为单纯在生产力发展上的逊色，就会丧失历史舞台的主导地位，而社会主义也绝不会因此而登上引领时代的历史制高点。社会主义必须使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就，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综合展现上拓展，聚焦在制度的政治优势和人的发展前景上，转化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及其问题导向。新的百年变局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根本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根基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则要真正开创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类型。这是一个相比革命时代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转折。对这一新实际的科学把握，是我们党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奠定了“两个结合”的历史根据。

（二）21世纪的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实际”是对国情的科学动态把握，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中国实际。国情是我们处理重大问题的依托，但如何评估国情的变化，如何根据国情的变化提出和解决问题，则是见仁见智。唯有科学世界观的坚持运用，才能把握真实的国情。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把握国情的基本着眼点。

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发展的中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GDP于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突出存在一些长期想办而没办成的事、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并没有同经济的增长成正比。事实证明，今天必须对侧重经济增长的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行再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一再认识的新结论。

不难看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要比原先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全面贴切。美好生活不限于人们自身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还要求良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从满足需要的手段看，平衡、充分发展的追求，跳出了“社会生产”这一较为单一的发展方式，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正是在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转变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形成了系列解决这一矛盾的创新思路：明确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工作总思路；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追求，形成了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部署；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思路。

对主要矛盾转变这一实际的认识建立在对我国今天发展全局的客观评估基础上，并非轻而易举。解决社会生产落后的确是此前决定国家命运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很长一个时期被概括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党的八大提出、十三大重提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有必要。但这一曾引领我们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判断，不应当成为思维定势，否则必将脱离变化了的当代中国实际。党的十八大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情况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使之健康、可持续的挑战严峻；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扩大的压力日增；在温饱已经初步解决、人们的物质追求不断旺盛的状态下如何有效推进精神需要提升的形势紧迫。实际上，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落实共同富裕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已经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就能解决的。科学认识这些变化了的实际，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突破口。

（三）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变化是各国的发展越来越相互依赖，开放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的历史性交汇是这一潮流最为重要的因素。

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既表明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也表明了当代中国对于世界潮流的巨大推动作用。从根本上说，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当代世界潮流：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永不称霸的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完全一致；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应对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努力完全一致；这是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与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世界走向瓦解，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性衰落则是历史的必然。

进一步说，资本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生产发生了一个质变，即从聚焦发不发展转向聚焦发展的协调平衡。这意味着坚持所谓“美国优先”一类狭隘利益的发展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类现实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完全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如果说，中国的发展在以往还有许多属于自身的特殊性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是决定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挑战，不仅需要在开放中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才能应对，而且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进才能真正解决。我们今天必须树立“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共同体意识，真正搞懂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才能破解当代人类“向何处去”的难题，引领时代潮流。

现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大于对立的利益，是我们判断时代潮流、把握战略机遇期、管控重大国际关系冲突的客观依据。这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重心已经从直接的国家权力争夺拓展到现代化方式和文明形态的竞争。此种转变表明，尽管国家政权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但重点在回应和平发展的时代之问中展示国家的创新能力、综合实力和文明活力，聚焦在推进现实共同利益和引领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上。因此，虽然斗争依然复杂尖锐，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在某个时段会增加，但完全失控的全球性对抗不易出现，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低。

总之，科学地把握具体实际，是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克服理论高高在上的教条主义，还要克服随波逐流的自发性倾向。事实证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不仅无法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且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而摒弃科学理论、盲目跟风赶时髦，就会落入当今仍然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实际”陷阱，成为资本主义的“小跟班”，同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我们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如果导向了轻视甚至厌恶理论的方向，那就完全背离了这一命题的精神。因此，能否在拓展新的实际中彰显科学理论的生命力，是我们判断相关的“两个结合”探讨是否有价值的又一重要标准。

三、精准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弄懂“两个结合”的关键

在“两个结合”的表述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第二个结合的表述需要倍加关注。和“中国具体实际”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客观的描述，而是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概括。如果说中国具体实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与世界后才能确立的话，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更是如此了，它决不是“自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概括，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得到的科学抽象。因此，把第二个结合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甚至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自然是无稽之谈。需要从这样的理论基点上出发，去深入领悟“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

（一）对文化复杂性的科学分析是推进文化传承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出现前，文化领域历来是唯心史观一统天下；科学世界观诞生后，文化视野依然被各种错误观点弄得混乱不堪。因此，领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推进文化传承的思想，必须遵循科学世界观关于文化问题科学分析的大思路。要对文化这一复杂总体作科学分析。从广义上说，文化就是人化，文化史就是人类史，但却不能因此认定正确把握人类历史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文化史观。说到底，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结构。就横向而言，有地域的、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等；就纵向而言，有不断消失和新生的文化形态，也有绵延几千上万年而未中断的文化；就形态而言，有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介于两者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类型。因此，任何关于文化的科学认知，必须直面一个问题：文化是否客观存在的科学认知对象，其变化发展是否有客观规律？唯心史观无力解决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辩证关系，而片面夸大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形式的作用，从根本上颠倒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因而无法把握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人类历史规律，也使文化问题陷入了困境。而马克思“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样，一直被人的历史活动动机支配的“观念史”，第一次成为了“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取代了所谓的“文化史观”。可见，笼统地讲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史就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是没有意义的，要用唯物史观看待人类的历史活动，使文化真正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必须指出，文化体现了人类不断走向自由自觉的历史过程，成为唯心史观自我标榜的借口。但是，否定客观规律性，把观念的变化当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丝毫无助于对历史文化认知的深化。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发展和文化进化因此都被偶然性所支配，因为一个新观念什么时候提出来、又在什么时候得以实现，都是不可预知的。由此暴露了唯心史观的两个弊端：一是倾心于个别的历史人物，而根本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陷入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迷思；二是完全拔高了精神活动的价值，没有看到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利益驱动才是历史活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唯物史观把广义的大文化抽象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科学范畴，在阐明其相互关系的同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一基本观点规范了文化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定位：一是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的“反映”关系，这一定位表明文化发展需服从于服务于经济运行和政治需要；二是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的“反作用”关系，这一功能表明文化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发展具有伟大的影响力。这些基本点是我们领悟“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的切入点。就是说，要努力阐明“第二个结合”如何反映了进入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新要求；努力阐明“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二）文化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支撑

虽然观念文化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但文化的传承却是历史延续的轨迹。文化的中断，就意味着历史的中断。大家都认同，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然而事实上，众所周知，生产生活都不会真正中断，总是要继续下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而能够被中断的其实正是文化的传承，马克思因此作出判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可见，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反映”关系，不影响它作为历史连续性桥梁的地位，文化传承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延续。文化不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历史认同、从而也是民族认同的方式。文化通过核心价值观、集体记忆和民族性格等形式，内化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中，使得人类共同的历史规律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可见，文化传承是反映历史普遍规律和凝练民族特色的综合体，表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反映”的文化与历史发展间极为丰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方，其生命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其对于历史客观规律的把握能力、顺应程度和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所有的文化文明类型，都要在历史潮流面前接受检验，决定取舍，而历史上中断了的文明文化，问题最终都出在不能适应潮流上，正所谓“大浪淘沙”。这个方面充分证明了观念文化的从属性，它不是历史活动的基础，不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源泉。把历史归结为文化的文化史观没有历史的根据。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态势面前绝非无足轻重。虽然它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但也是社会形态这一有机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一个民族唯一可以超越纯经验而认识世界、历史和自身的普遍形式。列宁就曾断言，作为哲学精华的辩证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文化不仅是“具体实际”的组成，而且是完整把握客观实际的具体形式。同时这也表明，全面把握文化的功夫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而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在历史观。可见，提出“第二个结合”不是单纯在结合对象上量的拓展，而是意味着我们对于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有了新突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透彻的整体发掘和精准把握，对于中华文明的内生性力量及其特质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当代中国的实际更为深刻全面的观察认知，以及由此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第二个结合”具有提升为理论的经验总结和面向新征程作战斗动员的双重意义。必须认识到，由于文化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特殊价值，即通过其对历史过程的“反映”而形成的历史积淀，不断地转化为历史的内生性存在，使其具有对于历史的固基固本作用。对于蕴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生命力的自觉发掘，是增进历史自信、获得历史主动的泉源。

（三）文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不仅表现了我们党在坚定历史自信方面的新高度，更表现了党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的历史主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要求，还是一个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是要引领当代人类文明走出困境、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不割断历史，尽量吸收以往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马克思因此断言，共产主义“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列宁也因此告诫：“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一时期从文明形态上说，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还未定型，还很大程度上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惯性运行左右。其二，创造文明新形态，开创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历程。与上述第一方面不同，开创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新形态，不仅需要人类已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支撑，还需要较为完整的文明形态的历史类型依托。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原始社会的发现是何等的重视，因为这是人类终将跨越阶级对立的旧文明形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新阶段的历史根据。“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就社会主义事业而言，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最重要的并不是吸收已有的文明成果，而是通过全面激活一个古老文明、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超越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形态的实际步骤，不是仅靠吸收已有的成果就能奏效的，需要有符合文明综合性特征的全方位创新。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复活，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对中华文明深入挖掘、全面激活、融入当代的要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高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以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为基轴，对中华文明整体性把握上要有大突破。不仅是一般地区分糟粕精华，形式上进行归纳整理，抽象地演绎当代价值，而是要立足当代潮流进行深入挖掘，立足创新发展激活优秀传统，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换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方向，在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上要有大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接地气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大众化手段，更要完美地融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真正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精华的有机构成。这一历史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可见，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偏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高程度的贯通解读“第二个结合”，必将陷入谬误；如果进一步将此作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甚至复古主义的发挥，则更是荒诞不经的恶意扭曲。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