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民族为载体，而民族的发展与建设也需要文明的内化与引导。通过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出发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推进路径，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造就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感和绵延的认同意识。在近代之前，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以前朝疆界为参考的疆域意识、中原王朝为合法政权的认同意识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绝不是近代构建而无历史支撑的“想象共同体”，也不是建立在单一语言、宗教、种族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我们要以历史脉络作为参考、以中华文化作为资源，自觉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四个共同”，厘清了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疆域、历史、文化与精神”四个要素，并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以“四个与共”精练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实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民族群众坚定“五个认同”。“五个认同”依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中华文化的通纳包容，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私利性和排他性，从主权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政党政治与制度道路五个方面，为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公民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单一文化要素主导的族裔民族主义。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从“两个结合”中汲取思想资源。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复古守旧、周而复始，而是在与周边世界文明、内部多种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吐故纳新、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赋予中华民族在王朝国家时代领先世界文明的先进性。进入近代历史，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极大冲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一度陷入危难。中华文明创新性一经被先进政党和人民群众所掌握，便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创造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必须”，是“两个结合”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将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始终。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在共同耕耘中华大地的实践活动中，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观，即把天、地、人三者贯通。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体现为对天的至高性与唯一性的认识，延伸到国家社会的建设就产生了天下观。早在先秦时期，天下观就包含了多民族因素，这构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根源。后世的儒家学说吸收天下观与“夷夏可变”思想，在汉朝最终形成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落脚为国家政治实践，就是要建立疆域空间与政教礼仪都统一的正统王朝。从古代的“夷夏一体”到近代的“中华民族观”，再到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贯穿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追求统一性的现代国家建设则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提供政治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国家认同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力保障各个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仅推动世界文明之间和平友好的交流互鉴，也推动国内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繁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把钥匙。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实践依然保存着“零和结构”的排他性，以自由主义公民化为理想模式，摇摆在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过了“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变迁，始终未变的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价值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新形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新趋势的必要优化与科学调整。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通性。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倡导施以仁政文教，热爱和平的种子早已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不追求绝对的超越存在，“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处的基本原则。中国在国内治理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治理中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思想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两个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和合”思想的集中体现，也贯穿着社会主义对于“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两个共同体”思想的共通性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并行不悖、相向而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唯我中心的国家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预言的大国关系的“零和博弈”。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一条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全球发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在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基础上，高质量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研究，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经验与内在规律作为关键线索，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核心概念，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三个属性的贯通性与整体性研究。其次，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和有机组成部分，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话语体系，解决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繁荣发展世界文明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最后，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属性、国家属性与文明属性”有机统一、相互依赖的过程，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为优化民族关系、提升国家治理与倡导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改变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单等同于民族文化交融的单一认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21VMZ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