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进行历史阐释时，习近平提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粹，是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为标识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主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导者、践行者和理论创新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件。在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历史的阐释中，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作过两个方面的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二是“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性原则。
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世纪沧桑、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始终立足中国实际，理解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旗帜、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精神支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汇成奔腾而起的社会政治思潮，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批共产主义者改变中国的思想指南。1920年，李大钊已经提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也已经认识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他们已经悟得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时需要遵循的基本方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想自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长期实践探索和反复思想认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出现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和思想认识，脱离中国的实际，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者外国的现成经验，反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社会革命道路，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永葆盎然生机的独特禀赋。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中国社会革命道路和方式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准确判断和制定、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推进，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无不蕴含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根本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遵循。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毛泽东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教益”问题时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道：“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第二次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指导思想。
1956年后经过二十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结合”的意蕴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增强了对“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认同和理论自觉。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拓展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视野，升华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境界。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赋予“第二次结合”以新的思想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提出新时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提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地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核心问题的阐释，是邓小平新时期对“第二次结合”思想的赓续。
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理解，成为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关键问题。1998年12月，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江泽民提出：“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新世纪伊始，江泽民有针对性地提出：“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内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不断地运用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成就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三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2008年12月，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要“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坚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科学发展观得以形成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得以成功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际，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还提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上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修课”的底蕴所在、练就“看家本领”的底气所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精髓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升华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主旨
1941年，毛泽东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中国社会百年历史变迁，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及阶段性特征相契合，同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形成、丰富和接续发展相辉映，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中以中国社会实现两大历史任务为主旨、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旗帜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坚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目标中，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矢志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中，相继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三次历史性转变：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三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
在完成第一大历史任务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跃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进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这些历史性转变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时，面对的“实际问题”，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国家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着力实现以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主题的第二大历史任务。
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毛泽东就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实现国家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根本任务，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中心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牢固的道路根基和坚强的制度保障，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提到了国事论衡的重要议程上。1957年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宣告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就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他还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最为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最为直接地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旨。“中国式的现代化”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同时提出的“小康社会”建设相结合、相辉映，最为深刻地昭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论境界，最为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智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规划了从“解决人民温饱的问题”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步骤。“三步走”的战略，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接续推进的历史路标。1997年，在“三步走”的前两步已经基本实现时，党的十五大对“三步走”战略作出新的规划，提出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在“两个一百年”阶段的奋斗目标，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不仅使“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行并进，而且进一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融为一体。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江泽民强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战友们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前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砥砺奋进，赋予“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新时代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在目标内涵上得到升华。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基本战略和根本出路，就在于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内涵也升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次，在“四个全面”整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再次，提升了坚定“四个自信”和发展“四个伟大”的新标格。坚定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就能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开拓新时代现代化发展的新天地，创造现代化建设的新奇迹。“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伟大梦想是目标，指引“中国式的现代化”正确航向；伟大斗争是力量，蕴含“中国式的现代化”不竭动力；伟大工程是根本，筑就“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坚固根基；伟大事业是路向，昭示“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最后，在战略规划上，进一步明确第二个百年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作两个阶段：一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牢牢把握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特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中，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成就；紧紧抓住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过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初心和使命，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主旨。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和创造
习近平在强调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意义时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思想，并将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内涵，实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这里讲的“理论创新”，既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性发展和创新，就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过程；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先进的或有价值的思想理论的集成性创新，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中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借鉴和吸收。此外，还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转化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沃土。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沃土和形态特征的深刻理解。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赋予“实事求是”这一旧典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思想，“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邓小平结合“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思考时，赋予“小康”一词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实现中华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过程。
这里讲的“理论创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论创新，如1978年邓小平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理解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从中发掘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的源头。二是完全以中国的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的现实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其独特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成就的集中呈现。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辉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理论性的创造”的本质规定，就在于“合乎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要义，就在于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就在于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在于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就在于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就在于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走出了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理论，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等在内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理论、“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国两制”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提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举，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等作了精辟的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时代课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两个伟大革命”；提出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进高质量发展；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新判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辟对外开放新格局；提出精准扶贫脱贫，形成脱贫攻坚理论创新；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增强“四个自信”，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出新时代强军目标和战略方针；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赋予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的辉煌成就，可以看到，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化中国”，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中形成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新思想，升华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和新的形式，就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化中国”和“中国化”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结合，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这两个方面，前者以理论运用于实践为过程特征，后者则以实践上升到理论为过程特征。前者呈现为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彰显为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螺旋式上升，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中“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的辉煌乐章。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辉煌，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不断实践和探索，昭彰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取得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之中，结晶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之中。
毛泽东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等一系列科学命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有新的发展和丰富。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在整体上，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有机整体，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它们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它们立足的基本国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们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理论成果在围绕同一主题发展的前提下，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问题，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时代之“新”，根本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新时代之“新”，在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任务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时代之“新”，在于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纪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辉煌，习近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这就是说，“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思想辉煌的显著特征。
第一，百年历程，“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的“充分检验”，集中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升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时代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凸显了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理论特征、基本遵循，展现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精神实质和理论本质。
习近平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概述中提出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两个伟大革命”的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辉煌的新的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明确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的目标和方向，也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凸显党的性质“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阐明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以及自我革命同社会革命的内在联系。
百年辉煌，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历史，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是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史。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紧密相连、有机统一，统一于党的不懈奋斗实践之中，统一于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发展的历程之中，统一于党的建设之中。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成功推进社会革命、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两大伟大革命”的最新成果，是继续推进“两大伟大革命”的科学指南，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保持其理论上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根源。
第二，百年历程，“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集中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根本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向。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人民性”的要义就在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时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过程中，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发展，始终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在改革的实践中，都能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实践，直面社会、国家、中华民族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和科学的工作魄力，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进。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思想，就是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在党领导的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实践过程中，在不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丰富起来的。1956年8月底，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第三，百年历程，“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发展中，秉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始终坚持培元固本、守正创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保持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性与时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成就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范和理论智慧，升华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的境界。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征程，也必将成就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更为璀璨的思想辉煌。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